首页 > 天津

广西“砍手党村”今昔:年轻人纷纷外出 依旧贫穷

  杨成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,是主持修了一条从屯里到小学的路,将孩子们的上学路程缩短了30分钟。他还把读中学的女儿送到县里,租房,偶尔陪读,无论如何都要让她读个好学校。

  对此,温江村村民评价说,杨成康进了监狱,就像“读了个大学”一样长了见识。人们选他当了屯长。

  在距离中越两国边境只有30公里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,杨成康从过去到现在都是风云人物。很少有一个群山环抱中的中国贫困村能像温江村这样引人瞩目。12年前,这个村子的19个年轻人在深圳制造了一起抢劫案,手持砍刀把一位受害者的右手砍了下来,仅仅是为了抢走一部手机。随后,温江村的秘密被发现了:当时村里的四五百名年轻人中,有100多人在做这样的“砍手党”,重复着辍学、打工、辞工、团伙抢劫的底层生存路径。温江村因此被冠之以“砍手党村”的名号。

  杨成康则是核心人物之一。当年,他留着香港古惑仔电影人物“陈浩南”式的长发,在被判刑8年之前,一直被视为多谋善断、意气风发的“砍手党”重要人物。

  如今,这段历史都刻在了他的身体上。他外表粗糙,鼻宽唇厚,长发已改为平头,毫不引人注意。“砍手党”并不光彩的过去也真的砍下了他的手指:他的手掌粗壮,只是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了,另一只手上有两道明显的刀疤。过去的印记还隐藏在两只脚上,一只被完全挑断脚筋,另一只连着一些。

  这些是在一次江湖争夺战中被对手砍断的。他的右大腿上有一个条形疤,是17岁时在村里帮人打群架,被对方用砂枪轰伤的;左边大腿也有一处枪伤,那是1999年拒捕时,被警察射中的。

  10多年过去了,在广东服刑8年的杨成康已出狱回到村里,而昔日的“砍手党村”却更加寂静,重复着日益衰败的农村日常——抢劫从未给它带来真正的财富。

  从县城到温江是一趟漫长而令人眩晕的旅途。汽车在山与山之间绕来绕去,窗外的景色优美而寂寥。

  “如果石头能卖钱,那我们肯定发财了。”当地人笑称,家乡一无所有,除了连绵不断的青山。山峦和贫穷从不同维度包裹着温江村,把它围得死死的,10个屯散落在河谷间,寂静无声。村里的老人与小孩普遍最远只到过县城。在他们的大脑中,越南与省内的桂林、首都北京一样遥不可及。年轻人则散落在广东各个城市的工厂里,他们不断变换工作,却从未真正走进脚下的城。

  多年以来,贫穷如温江村的地貌一样没有什么变化。这里的村路上堆叠着不同动物的粪便。因为缺钱,村子里大多数房屋红砖外露,窗户的位置留着一个洞,没有玻璃窗。虽然没钱给房子刷石灰、镶瓷砖,但家家户户都修了通往二楼的楼梯,等着哪天发迹了盖一栋“高楼”。房屋的高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,一户人家因为修了4层高的房子而成为全村最让人羡慕的家庭。

  无论过去,还是现在,为了建一栋足够高的房子,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。有人算了一笔账:在县城里做工一个月最多赚一两千元;到了广东则起码有四五千元。当地属喀斯特地貌,一锄头挖下去就是厚厚的岩石,收成不好。种地已是年轻人不会考虑的选项,他们绝不会把未来赌在农田里,田间地头只留了些年迈的身影,和他们弯成90度的腰。

  即便在最炎热的夏天,少了年轻人的村庄还是显得萧瑟无比。衰老的气息在早晨9点的阳光里漂浮着、下坠着。

  冯成金独自坐在门口的板凳上,衣服很难辨认出初始的颜色,腋下和口袋处都破了洞,他时不时从嘴里吐一口口水到地上,脚下积了一滩,把土地染成深色。这位64岁的老人已经在这里坐了3个小时,还将像这样继续坐上一整天。一天过去后,他只是追随着太阳,把板凳从一边移向了另一边。

  他身后的房子,是一生的荣耀。温江村很少有人家能够在空旷的房子里摆上家具,冯成金家却有一套沙发,沙发后面挂着一个“电脑数码信息历”,其实是一副挂历画,下面显示年月日和时间,画上有彩虹、向日葵、别墅和一辆法拉利跑车,最上方写了四个大字:幸福家园。

  冯成金艰难地挪动着步子——因为中风,他只有半边身子能动,说话已不太清晰了——为这幅画通了电,“幸福家园”立马亮了起来,底下的日期也跟着闪烁,只是还停留在公元2010年。

  那时,他还是温江村的支书,“说话声音大,吃得穿得都比我们好。”现任支书的儿子赵文学说,“他成天穿着西装,我们连衣服都没有。”

  那时,冯成金的家里有个铁盒子,里面装着厚厚的一沓缉查通知书,他对前来采访“砍手党村”的记者感慨:“这些小伙子,在家好好的,怎么一出去就变成坏人了呢?”他曾带着记者一家家地拜访犯罪嫌疑人的家,几年之后,等到记者再来回访,冯成金唯一的儿子因抢劫在广东被抓,侄子也“进去”了。甚至他亲家的儿子也服刑去了。当时的报道里,他自嘲,自己也成了服刑家属的一员。

  不过,到了2016年夏天,他坐在门口,吃力地克服中风的种种症状,颤颤巍巍但又坚定地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否认了这些事情。他说,家里没有人被抓进去。

  冯成金家的墙壁上留下了他人生的光彩时刻。10年前的照片上,他一头油亮的黑色卷发,穿着深蓝色西装,还歪歪扭扭系着红色领带,一张乡人大代表会议的出席证端端正正地插在照片旁;另一张镶了相框的照片上,他穿着西装,背景是天安门广场。这是PS的,温江村很多人家的墙上,都有这样一张主人站在天安门前的合成照。

  冯家那些照片所环绕着的,是一张油腻腻的奖状,外面裹了一层又一层透明胶,灰尘和油污让它看上去脏极了,仔细辨认,才能看清那上面写的字:冯成金同志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中,机智勇敢,出色完成任务,荣立三等功。

  如今头发花白、口齿已不伶俐的冯成金说,这张奖状是这间屋子里最珍贵的东西,比得上儿子给买的新冰箱。

  那个冰箱是挂着蜘蛛网的屋里唯一的亮色,虽然里面空空如也。冯成金有一儿一女,儿子早早就去广东打工,带着儿媳和两个孙子,一年回来一次,女儿也早已嫁人。早些年有手机,他还能跟儿子孙子联系,现在,那部老式手机也不见了,红砖上还留着粉笔记下的电话号码。

  说起这些,冯成金浑浊的眼睛里有泪流出,他哆哆嗦嗦的样子,让人分辨不出是出于伤心还是疾患。

  冯成金的侄子参与的是2005年轰动一时的“少年阿星杀人事件”,因为工钱纠纷,温江人阿星刺死了广东工厂的主管并抢走了400元钱,冯侄是同谋。当时,用暴力来保障生存,在温江村走出的打工者身上形成条件反射,他们本性不坏,但徘徊在善恶的边缘。

  阿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:“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,高到天上去了,我们在下面仰望,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,都看不到人家。”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,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。一位老乡形容,抢到钱的那一刻会抬头望着天空笑,不管明天死活。

  在阿星的记忆里,跟风抢劫一开始是无意识的,相互间的影响发生在同乡间日常的交往中,那种交往是温情脉脉,甚至是患难相助的。

  阿星的本家长辈、温江村村头小卖店店主老闭说,阿星的父母现在还在广东打工,他父亲在2008年被工作多年的工厂辞退,从他出来打工的1992年,到被辞退的2008年,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,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增长率高达19.6%,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/3,“中国模式”引人关注。

  如今,老闭并不清楚这家亲戚的近况,说起那些犯人,很多留守的村民都摇头不言,像村子里很多紧锁的大门一样讳莫如深。

  老闭50多岁,个子不高,带着3个孩子,开了家小卖部,出售5毛钱一袋的那类零食。

  天空飘来一片乌云,群山很快变成了水墨色,四处游荡的鸡迅速排成一排躲在屋檐下。雨点打在砖瓦房和泥坯房上,宁静的村庄只有动物的叫声和流水潺潺,老闭家没来得及封上的屋顶立刻噼里啪啦地漏起雨来。

  “这房子是我老婆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,不是我哦。”老闭说,他3岁没了母亲,将近40岁才成家,“那时候年轻人谈恋爱就是唱山歌,现在的歌节都是老人去,青年全部去广东了。像大姐(即大女儿)那样,要是读书能够认懂,五六年之后再出去;要是考不上高中,就老老实实去打工,帮我们扛起这个家,不出去做工没饭吃的。”如今,外出打工的温江人不再做“砍手党”。

  他的大女儿今年14岁,一会和10岁的弟弟在小电视机前看碟片,一会跟12岁的妹妹在旧作业本上描图案,听到父亲提到自己,抿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  下午3点,一家人决定吃一天的第二顿饭,老闭炒了白菜,煮了一锅稀饭,又拿出两罐啤酒,递给儿子一罐。

  儿子吃完饭,无聊地坐在柜台里逮苍蝇,他马上要读小学五年级了,家的对面就是温江小学。一名六年级的学生说,原来班上有48个人,现在只有23个了,很多同学都跟着父母去了广东,回来之后变化很大,“变白了,变高了,穿的衣服好看,学习变得好好。”

  那些随着父母打工的孩子只回来几天参加考试,就又匆匆离开。这所拥有6个班级和6位老师的学校恢复了沉寂,曾经,很多“砍手党”成员没从这里毕业就外出打工,“以为抢完钱就跑了,根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”。

  杨成康曾经的兄弟、“砍手党”的灵魂人物阿显,被判刑15年,今年即将出狱,他曾把同乡人的犯罪归结于教育的落后和找不到工作、遭受歧视。

  “请你们不要离弃他们。”面对前去拍摄的镜头,他把这句文绉绉的话念了好几次,直至眼里涌出泪水。

站长统计

Copyright © 2012-2014, All Rights Reserved